姓氏说白了是某一宗族或者家族人群的代表符号，这种符号所依托的人群散布于社会各 阶层之中，其来源也并不只有一个源头。以唐朝的国姓"李"姓为例，构成的人员来源就有历史上的李姓沿续而来、唐代汉族其他姓氏改为姓李、以及少数民族人氏以李为姓等多种情况。
二、唐朝的赐姓
历史上的李姓，以山东赵郡李姓与陇西李姓为主。其中山东赵郡李姓以李氏正朔自居，这支李姓在魏晋南北朝时饱受战乱的打击，到隋唐时已经式微；而李唐王朝来自陇西李 姓，他们世居关陇一带,与其他民族杂居通婚，普遍带有西北人的勇武之气。由于与其他民族通婚，所以关陇李氏的汉人血脉没有赵郡李姓纯洁，比如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 人，李世民的父亲也是鲜卑人，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还是鲜卑人,所以李唐王朝的统治者身上，流淌着混合的血液。
即使如此，在封建等级社会里 ,皇帝的姓氏仍然是最尊贵的姓氏 ,被尊为国姓。"赐国姓"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 ,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 ,获赐者将被编入皇室属籍 ,成为宗室亲贵，从此之后由宗正寺管理 ,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。
（关陇李氏）
唐朝初建时，对很多归附的前朝将领赐予国姓，以示安抚。徐世勣 、罗艺、杜伏威、高开道等各种势力的代表都被赐以李姓，能够帮助唐朝迅速巩固和收揽人心。
唐朝有统治基础稳固后，出于开拓疆土、安抚少数民族的政治需要 ,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 ,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。自武德七年,东突厥可汗颉利归附被赐姓李氏起，李唐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赐姓的风气越来越浓厚，契丹酋长窟哥、奚族酋长可度、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赐以李姓。
对归附的少数民族同胞赐以国姓 ,表示了唐朝政府没有把他们当异族看待，将他们与皇族放在同一位置，无疑给刚刚内附的少数民族部族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对那些尚在观望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。这是唐朝制定的一种高明的民族政策，也是唐朝与周边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。
赐姓还有一种功能，就是褒奖对国家民族建立重大功业的有功之臣。唐朝的李怀光 、李元忠 、李元谅 、李茂勋等等，都是因在征伐、平叛等重要的战争中立过大功，被赐以国姓。
（被赐姓的徐世勣）
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 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 ,只有危及统治的人才能享此"殊荣"。武则天将高宗的皇后王氏和妃子萧氏分别改姓为"蟒"和"枭 ",向天下人表示这两个女子如毒蛇般狠毒； 武氏代唐后，李唐宗室李冲、李贞起兵叛乱 ,武则天将这些人的子孙通通改姓为"虺"氏 ,"虺"之意同样是毒蛇，对其人身进行极大的侮辱，以警示世人。
三、"李"姓的社会意义
唐代将作为国姓的李姓大规模的赐予其他姓氏是人，冲击了汉族的宗族观念,对社会的 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,特别看重姓氏,捍卫家族血统的纯洁,具有强烈封闭性。这种性在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中达到了高潮。李唐广赐国姓,抛弃了"夷夏之别"的陈旧观念,冲击了传统的血缘宗族观念,动摇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板块,使得落后的门阀制度在唐代彻底退 出历史舞台。
（李世民）
唐朝对少数民族赐国姓的同时，将其归入宗室范围之内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 了民族矛盾,形成了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心理。自古以来，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民族总有一种民族优越感,视少数民族为蛮夷,使得民族矛盾越来越激烈，阻碍了民族间的认同与融合。对少数民族赐李姓，是李唐王朝以的胸襟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、血统藩篱,站在更高的视角对待民族问题的创举。李世民公开宣称："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"， 少数民族也以自己融入大唐，成为大唐一员而自豪。
唐代大规模赐国姓主要集中在王朝初创时期和"安史之乱"之后。这是因为唐朝建立伊始，统治的根基尚未稳固，赐国姓使部分少数民族放弃了与唐对立的立场,被赐国姓的 汉族地主阶级也能心甘情愿地为唐朝卖命，那些割据的军阀也可以因此放弃与唐的对峙,能够快速的形成稳定的政局。
（安史之乱）
在平定安史之乱"的过程中,唐朝再次采用赐国姓的方法,笼络了大批握有实权的军阀，赋予他们"皇室"的高贵身份，成为李唐政权平叛的武器。
四、武则天时期的"赐恶姓"
赐恶姓始于东汉，是对受赐者本人及其家族的侮辱和惩罚。历史上以武则天时代赐恶姓人数最多，所赐之姓也最为恶毒。武则天赐恶姓主要有三个群体，他们包括高宗的后妃、武氏家族成员和李氏宗族成员。
唐高宗之王皇后和萧淑妃于唐高宗永徽六年被废为庶人，"追改后姓为蟒氏，萧良娣为枭氏"。"蟒"是蛇中最大者，"枭"指的是一种不孝的大鸟，传说枭这种鸟喜欢吃自己的母亲，常比喻恶人，取忘恩负义的典型。
王皇后出自太原王氏，萧淑妃来自兰陵萧氏，这两个家族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，其家族之人，都以自身的姓氏为荣。武则天将萧淑妃和王皇后剥夺其引以为傲的高贵姓氏，是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她们背后的王氏和萧氏两大世家的势力，防止他们对自己专政进行干扰。
（武则天）
武惟良、武怀运是武则天的堂兄弟，二人于唐高宗乾封元年被武则天诛杀，并"改其姓为蝮氏"。"蝮"是一种毒蛇，武怀运和武惟良被赐恶姓，是因为此二人与武则天长期存在矛盾，是武则天攫取政治权力的绊脚石，所以必须要除掉，还要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，以此警示世人：连武家的子弟也不能阻拦武则天向政治顶峰攀登的脚步。
李唐家族的越王李贞、琅琊王李冲、韩王李元嘉等人都是武则天的政敌，一向反对武则天夺取最高权力。垂拱四年，武则天在平定这些人的叛乱后，对这些人赐以"虺"姓，并分别个个诛杀。这"虺"字不但与"悔"同音，还与"毁"同音，赐"虺"姓表达了武则天希望李氏宗族认清现实，对反对自己称帝的行为产生悔改之意，否则李姓宗室将彻底走向毁灭。
武则天给王皇后和萧淑妃赐恶姓，是皇后废立之争的结果；给武惟良和武怀运赐恶姓，是清理武氏家族自身内的绊脚石；对李唐宗室赐恶姓，是通过对这些敢反对的宗室的惩处，警示其他人，巩固自己的统治。
（王皇后）
五、赐姓之得失
赐姓作为一项激励措施，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。受赐者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双重作用下，内心的荣誉感和积极性得到激发，能更努力地为王朝效命。安禄山旧部董秦被赐国名"李忠臣"后，在吐蕃进攻唐朝西南地区、许多将领不敢出征的情况下，李忠臣大声疾呼:"焉有父母遇寇难，待拣好日方救患乎!"，毅然率领本部人马，冲上前线。"自此方隅有警，忠臣必先期而至"，这正是唐朝赐姓的激励效果。
客观的说，一项激励措施能否保证实施的长期稳定，才具有相应的权威性，才能有更好的激励的效果。但是古赐姓政策并不连贯，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或者统治者的喜好而时断时续，往往是需要某人效力时才为其赐姓，不需要时则将赐姓收回，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。
终唐一朝，赐姓始终是一种临时政策，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。唐初时为了收拢人心，大量赐姓；江山稳固后，赐姓就很少；安史之乱爆发后，为了激励军阀们效忠，又开始大量赐姓。
唐朝的赐姓，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应付某种情况而采取的暂时措施，所以激励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在实施过程中并不见得很公平，标准也不统一。张三李四做了同样的贡献，也许张三被赐姓，而李四就没有，同样的事迹不一定能得到同样待遇的赐姓。
（唐朝的军阀）
还有些赐姓甚至是军阀们逼着皇帝赐的，这也大大妨碍了的赐姓的公平性，非但起不到激励的效果，还有可能适得其反。这种被逼的赐姓，往往数量庞大，并不是只赐一人，军阀的三亲六故都会沾光，也使得赐姓失去了权威性，激励的作用大大减弱。唐代被赐姓者不计其数，也说明了这种激励机制的运用得比较粗糙原始。
赐姓在唐代的盛行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。魏晋以后，门阀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姓氏文化，姓氏不再只是一个人出身的符号，还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而与皇帝相同的"国姓"，能帮助人达到某种特殊的政治功能 ,宣示出身的尊贵 ,形成了全社会的"尚姓"意识和风气。
唐代赐姓混合了宗族、血缘的观念 ,融入了统治者对被赐姓者的亲情因素。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,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。唐代赐姓给少数民族权贵,使得这些内附的民族"心仪华夏" ,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